日本東京都知事豬瀨直樹，因涉嫌收受醫療團體「德州會」的五千萬日圓非法政治獻金，在強大輿論壓力下，宣布辭職下台。這在日本既非空前，也非絕後！
日本是一個講究「恥感」的民族，但不具有「罪感」的文化。「罪感」是來自本我的要求，發自內心的道德信仰來約束自己的行為；而「恥感」卻是來自他人的壓力，依靠外來強制的力量來約束自己的行為。這也難怪，長久以來，許多日本政治人物因為違法收受政治獻金，在「恥感」的催迫下紛紛被迫下台。對日本人來說，在不被外人發現之前，或者外界未出現譴責的聲浪時，都不能算是一種罪過，這是日本人恥感文化的特殊性。
然而，日本人的恥感一旦被掀開，就如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，就會被社會無限膨脹與放大。這像是一種集體催眠，在聽到和鳴的聲音之後，便會轉化成為共同的信仰；更像是一種無形的教條，在潛移默化下，便會轉化成集體的社會壓力。
先前，豬瀨直樹風塵僕僕為東京申奧奔忙，其間連妻子過世時都不眠不休，不僅成為東京申奧成功的最大英雄，更成為僅次於安倍的高人氣日本政治家。然而，在收賄事件爆發後，霎時有如豬羊變色，豬瀨如同過街的老鼠，人人喊打。日本輿論要求他下台的聲浪，如排山倒海而來，彷彿只要豬瀨繼續在任一天，便會使東京奧運在國際社會蒙羞。日本人對於恥感的無限上綱，於此可見一斑；日本人的重恥感、輕人情，更是有目共睹。對豬瀨直樹來說，可謂成也申奧，敗也申奧。
日本人的重恥感，來自於社會集體的約束力；而日本人的輕人情，來自於清楚的法律分際。我們看到，日本人通常會說誰的行為是不符合哪條法律，卻甚少抱怨制度不公不義；我們也看到，日本人會說誰違反哪一項規範，卻極少譴責裁判者自私不仁。這使得日本人能夠在這種極大的心態的轉換下，不會產生任何的陰影；這也使得日本人在這種急遽的行為轉變上，而不用背負任何的人情包袱。
一旦恥感形成了特定氛圍，日本絕對不會因為事屬「微罪」而輕輕放過。例如，前日本外務大臣、也是民主黨時期的明日之星前原誠司，便曾經收受家鄉相識多年的韓裔女性區區二十萬日圓的政治獻金，被發現後，便倉促宣告辭職下台，日本輿論界對他亦不表任何惋惜。
一旦犯行超越恥感的界線，日本也絕不會因為某人職位崇高，而有所妥協。例如，民主黨執政後的首任首相鳩山由紀夫，便曾因假造政治獻金名冊，而面臨辭職壓力；最後雖未被檢察官起訴，但日本政壇亦未作任何挽留。政治獻金無疑是日本政治人物的慣常遊戲，但稍有逾越卻成為豬瀨直樹致命的悲劇。
由此可見，在日本政治的遊戲規則中，除了法律，社會約束力以及輿論壓力仍是一道重要的防線。這種輿論壓力，讓政治人物在法律之外必須要以高道德標準來檢視自我，而沒有理盲濫情的空間。同時，這道社會的約束力，也讓日本政治人物在被掀開遮羞布之後，必須負起該有的政治責任，不可能因人情世故而脫逃。
從豬瀨直樹的辭職看王金平的關說案，儼然形成強烈的對照。豬瀨在收賄事件爆發之初，曾辯稱是單純的朋友「借款」，同時也提出借據及簽名自清；但在輿論、東京都議會及特搜組的強大壓力下，豬瀨最後選擇辭職下台，以保住自己最後顏面。反觀王金平院長關說案，在國內媒體的理盲及民眾的濫情下，竟被無限上綱成馬政府的政治追殺，在野黨更搖旗吶喊助陣，嚴厲討伐偵辦關說的司法人員。由此可見，台灣的政治人物不但沒有罪感，更喪失了恥感。
簡言之，日本人雖然沒有「罪感」，但終究還保有「恥感」；日本雖然政治弊案層出不窮，但社會輿論的注視和約束卻成為最有力的一道防線。反觀台灣人的恥感，在濫情的人情世故糾纏下，扭曲不全；台灣社會的集體約束力，也在藍綠的政治對決下，蕩然無存。
有人說，十年前的日本就是現今的台灣寫照；但是，從政治人物的知所進退看，現今台灣就連這點恥感也看不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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